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文论，都十分重视文学的道德意义和政治功能，这是由文学的本质和目的、文学的导向和取向所必然要求和决定的。

  从文学史上来说，西方文论到了文艺启蒙时期，提倡文艺自由，特别是德国的大思想家和哲学家康德，提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之后，文艺的审美功利和功能，似乎就已经成为文艺的本质属性了。一百年之后，在西方文论的刺激下，国内也发起了一场审美性对功利性的冲击，著名文化学者王国维先生和周氏兄弟，已经站在儒家政教功利主义文学理论的对立面，对其大加批判和挞伐。

  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并不会因为几篇文章而发生动摇，辛亥革命后，其力量依然强大。所以，近现代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观。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文论中，都对传统的“文以载道”严加批判、否定、讨伐和痛斥。然而，汪懋祖却很不以为然，撰文为“文以载道”辩护，这从他的《论文以载道》中可以明晓。但是，这并不能阻止那个时代的大潮与狂飙突进的冲击波，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地、狂飙突进地全盘否定了并冲决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中腐朽的与非腐朽的文化专制思想和文化的禁锢，当然也包括传统文化要素里的优秀传统的“金矿”与“钻石”。因此，所谓的“道”的根基就自然被破坏掉。“文以载道”也很自然地遭到人们的唾弃和否定，“载道”之文被视为封建主义腐朽的“教训与宣扬文学”的反动的范畴，属于哲学，从所谓的“纯文学”剔除出去，代之而起的，是“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等更为时髦的命题了，文艺，在当时似乎真正独立了。

  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等新口号和新主张，以取代过去的“文以载道”。周作人的这个主张，站在那个时代的前沿，从一定意义上，继承并弘扬了中国封建社会里传统的“民本”与“人本”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积极与进步的观念要素。当时，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念较为接近的是后来著名的文化巨匠、文艺理论家与美学家朱光潜。朱光潜因为接受了从康德到克罗齐一脉相承的审美超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念思想，主张文艺的自由与超实用性质。他从1924年发表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到1937年在北京创办短暂的《文学杂志》，再到1946年7月复刊，朱光潜都坚持“纯文学”立场，抨击文艺上的功利主义。

  但是，正如顾仲彝所说，“纯文学”是国家社会安宁状态下，必然的产物。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先是混战和内战，后来是抗战，再后来是解放战争。中国政治动荡，社会极不安宁，并没有给“纯文学”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不论是上世纪2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还是30年代初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斗争，还是后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不能不摆脱了“纯文学”的限制，而赋予文学与新的社会政治任务和使命担当，换句话说，也是新的“载道文学”或“文以载道”。除了各派势力从各自的政治立场与利益述求出发宣言自己的文学主张外，他们还对周作人和朱光潜展开激烈的文学观念斗争，对“文以载道”或者“载道文艺”命题给予新的阐发，确立“文以载道”的新的合法地位。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都是新的“文以载道”。“道”虽然已经换了新的内容，但是，把“文”当做一种工具，服务与文学之外的社会目的，古今是一致的。

  随着抗战形式的日益紧迫，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命题被重新激活起来，确立文学社会功用论的正确性。郑朝宗提出口号：“言志派回头！载道派努力！”1937年，邵力子在中国文艺协会上海本会成立大会上致辞说：“文以载道，就是文艺可以指示人生以及国家民族所应该走的道路。”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是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的文化战线，是有力的武器。它的功利主义，不是一己之利，而是“以最广和最远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这是对当时的中国那个时代，是新时代的“文以载道”。

  在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历经70年历史巨变的沧桑中，在当代中国历经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的党已经成为了一个长期执政党以来，“文以载道”也好，“文以明道”也好，中国新文艺，或者说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虽然也在前进和进步、弯路与波折、发展与繁荣、争论与探索、曲折与偏离、建设和兴盛的不断变化之中行走着。但是，毕竟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2014年10月，时间相隔了72年之后，习近平同志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同志以深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为思想基础，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现实和发展现状，提出了并且进一步强调阐明：“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应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习近平同志在这里谈的是文艺，文艺当然并必然饱含文学。

  这是当代中国，对文艺、文学的本质属性的明确所指，“纯文学”也好，“大文学”也好，其本质属性和宗旨，必然也必须包含在期间，必然也必须包括在其中。

  作者：寒山雪村

  （编辑：夏木）